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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崔卫平:这是一场灵魂的革命

崔卫平:这是一场灵魂的革命

● 崔卫平 (进入专栏)



拍摄《十诫》是律师皮尔斯威茨的主意。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一个寒冷雨天的下午,基耶斯洛夫斯基与这位律师在马路上偶然撞见,两人都处于四处闲逛、无所事事的状态。他们此前在《永无休止》(1984)这部影片里合作过。律师开门见山地对导演说:“应该有人来制作一部关于《十诫》的影片。你应该这么做。”这位律师与他一道编写了这10个电影短片的剧本。

圣经中的“十诫”包括“不杀人”、“不撒谎”、“不做伪证”等训诫。波兰是一个天主教气氛浓厚的国家。1978年10月,来自克拉科夫的红衣主教卡罗尔·沃依蒂瓦当选为教皇,即约翰·保罗二世,在波兰人当中更是引起强烈反响。人们在教会里感到心情舒畅,感到能够说真话和富有尊严感。

基耶斯洛夫斯基感受到了当时的社会氛围。但是他需要找到自己的途径和角度,需要找到自己的形式与语言,才能够与自己所处时代之间进行对话,与之相匹配,而不仅仅是跟在它的后面。比较起来,基耶斯洛夫斯基是一个低音声部,他完全不适应广场上喧闹和流光溢彩,不像瓦伊达(《卡廷森林》的导演)能够进入“时代的主流”,运用电影投身社会生活。瓦伊达拍摄于1981年的《铁人》,描写了一位团结工会成员的成长,以故事片的形式第一时间报道了那场举世瞩目的运动。

基耶斯洛夫斯基采取了将镜头对准人们的日常生活,试图观察外表看起来平静如水的居民住宅楼里,在成百上千个相似的窗户以及厚厚的窗帘后面,人们如何处理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拥有怎样的道德状况和精神面貌。“我相信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值得细细品味,都有它的秘密和紧张刺激的事件。”(《基耶斯洛夫斯基谈基耶斯洛夫斯基》)这是一个细致入微的领域,导演同时决定在影片中放弃当时波兰物质匮乏的种种情形,放弃商店门口长长的排队队伍,甚至放弃了人们在政治方面的不愉快。

这不能仅仅从审查制度方面得到解释。实际上,当人们丧失正当的公共生活,他们也丧失了正常的个人生活;当他们的公共道德遭到压抑和萎缩,他们的个人道德也遭到贬损和削弱。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遭遇的谎言、谬误以及破灭感,必然进一步毒化和污染他们的个人生活及个人道德。这是西方学者比如阿伦特没有经历过的。人们远非在个人生活中固若金汤,只是缺了公共生活这一块。不同的地方上演着不同的故事,有着不同的乃至更加深刻的不幸。

事情必须在两方面同时开始,既要参与公共生活,为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而努力,也要清理自己的晦涩和黑暗,寻找属于自己的人生意义。就像在这十部影片的第二部里,当被问及“你信上帝”吗,那位年长的医生所说:“我有一个够自己用的上帝”。这意思是说,我的问题只能由我自己来承担,我的道路和受罪只能由我自己亲赴,我的方案只能由我自己来拿,它不一定适合你,就像你的不一定适合我。这句话可以看作是基耶斯洛夫斯基的自况,也是所有这些影片的起点:需要由个人负起他们自己的责任,而不是将一切尽力外推。

从一个内部开始——恢复人的良知,承担个人所要承担的——不可能成为事情的全部,但是不能缺少这样一个起点,也不能缺少这样一个动力。没有这样一种来自内部的革命,甚至谈不上一个外部的改革。

这十个当代波兰人的故事,与圣经中的“十诫”,只有一种松散的联系,很难一一对应起来。它们是为电视台制作的电视电影,每集50分钟,每个故事本身是独立的,其中也有一些互相穿插,大部分里面还有一个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由同一个瘦削的演员扮演。比起基耶斯洛夫斯基后来在法国拍摄的《红》、《蓝》、《白》,《十诫》系列比较不为人所知,但是其中蕴藏着的原创力量及纯粹感,更加值得一看。



十个故事放在同一个住宅小区,人们住在不同的楼号楼层,在电梯里相见,从高层掉下来的东西有可能砸在任何人头上。第二个故事中特地安排了这样一个细节:打扫院落的人发现地上的一只死兔子,去问那位医生:“这只兔子是您的吗?”接下来是医生问女主角:“这只兔子是您的吗?”学法律的人知道这样一个例子:一只乌龟从楼上掉下来,把楼下一个人砸伤了。住在这栋楼上的东京1.5分彩官网每家每户除非他们拿出这只乌龟不是自己的证据,否则所有住户对这只肇事乌龟都有赔偿的责任。他们互相之间因而拥有了某种联系。

女主角住在医生的楼上,曾经开车将医生的狗压死,偏偏她的丈夫眼下正在这位医生处接受治疗。她本人遭遇的意外是,丈夫在医院奄奄一息,她却与别的男人怀孕了。“一个人能够同时爱上两个人,是不是?”她问医生。她迫切想从医生那里知道,丈夫是否还能够存活。如果丈夫活着,她便不能要肚子里这个孩子;如果不能够,她才能生下孩子。这个故事被冠之以“两难进退”:同时面临两种选择,其中每一种都有其理由,因而作出取舍相当困难。

意识到这种“两难进退”,是一个伦理上的进步。在从前的某个时期及其意识形态之下,得到鼓励的是“不眨眼睛”的伦理态度,不管是“真理”、“历史”还是个人生活道路,都被表述成一条直线,表述为唯一的、不可辩驳的前进方向,容不得在两种选择之间徘徊犹豫。比如在这种情况下,拿掉孩子被认为是不需要讨论的。

接下来是如何“承担”这种两难进退?能够承担是一件更加困难的事情。影片中这位医生往往被人们忽视了,而他才是全部困局的最终承担者。怀孕女人将压力转移到了他的身上,只求他一个回答,她就会采取行动。

压力在一点点增加。年长的医生陷入了深深的迟疑当中。迟疑的背后是良心的煎熬。他有他自己作为医生的职业伦理。他不能做肯定的答复,“我不能推测”。当他感到没有把握的时候,他不能表现得信心满满。然而,为孕妇肚子里的小生命着想,他必须做出违反自己职业伦理的决定。故事实际上十分简单,但是影片的节奏却把握得非常好,将那种沉重的气氛一点点释放,逐渐积累起来。

当他最后对女邻居说:“别堕胎了,他快要死了”,接下来是一个非常诡异的镜头:医生整个人及头部陷入深深的黑暗当中,右半个脸却呈现在暗红色的光线之中,仿佛像是一个魔鬼,或正在被魔鬼所抓住。他处于内心的折磨当中,他知凤凰彩票道自己撒了谎,虽然是出于好意,他也必须承担自己说了假话的代价。在某种意义上,“有道德”体现为这种“道德感”,而“道德感”则体现为“道德敏感”,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情有清晰的自知和承担,对于不同立场的道德要求有所体谅和接纳。在这样的镜头背后,正体现出影片本身的道德精神。

在第八诫中,这个故事得到复述。伦理学女教授在课堂上讲述了这个孕妇的难处,引出了阶梯教室里一位女听众自己的故事。她叫伊莉莎白,来自美国,是教授著作的英文译者,也是纳粹德国大屠杀的幸存者。

当年她是一个被人牵在手里的犹太小女孩,需要立即找一个地方重新躲藏。新看护人提出一个条件,要求这个犹太女孩必须有正式的受洗证书,这需要一个能够充当她受洗教父的人,哪怕是走过场也行。一天宵禁之前,小女孩被人陪同,来到愿意当她的受洗教父的人家里。这位答应好了的受洗教父突然犹豫并拒绝了。理由是“不能作伪证”,否则良心不能安宁。与上一个故事一样,这回也涉及到一个孩子的生命安危。

女教授骇然。她进一步提出细节上的问题:关于那个人家的地点、喝水茶杯的质地、屋里是否有其他人等等。实际上她正是当事人之一,那位拒绝担当受洗教父的人是她的丈夫。女教授当晚邀请远道而来的客人去她家,道出了当年小女孩所不知道的隐情。他们夫妇都是地下抵抗组织成员。这之前接到有关情报说,犹太女孩的事情已经被暴露,领女孩前来的人只是“线人”。由于涉及到抵抗组织的安危,他们不得不做出拒绝的决定。

毕竟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如果不能意识到这种艰难,不能背负着艰难的重负,那就是缺乏良知了。而即使是这样,这个决定从理论上也有重新探讨之处。有关“线人”的情报一定是准确的吗?是否除了拒绝就没有别的办法可想?为了一个组织的安全,就一定要牺牲这个小女孩?为了正义必定要牺牲爱?但是假如没有孩子,便没有了未来,这个“正义”的实现又有什么意义呢?

从《十诫》开始,基耶斯洛夫斯基影片中的音乐显得非常突出,它们优美、哀伤,带有浓郁的乡愁意味,很好地阐释了影片的内容。与音乐家基纽·普雷斯那的合作,也是从《永无休止》这部影片开始的。音乐家是波兰南部克拉科夫人,此地人们性格温和松散,意志力高度集中的基耶斯洛夫斯基担心他工作不守时,对他强调必须准时到达现场。普雷斯那一听就烦了:“放心吧,我肯定搞砸过比这更重要的事情。”



当时波兰报纸上正为是否取消死刑而争论热烈,基耶斯洛夫斯基以第五个故事(一般称《杀诫》或《杀人故事》)参与了这次社会讨论。而且他的立场十分鲜明:反对死刑。他很少这么直接和激烈。他后来回忆道:“我想拍摄这部影片恰恰是因为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以我的名义发生的,我是这个社会的一名成员,我是波兰的一位公民。因此,在这个国家里,如果有人将索套套在别人的脖子上,他就是以我的名义在做这件事情。我不希望这样,不希望他们这样做。”

影片开始时,一个头发蓬松的男孩在街头闲逛,他大约二十岁左右,目光迷离,神态恍惚。他和这个世界的关系是游离的,仿佛是一个幽灵。拍摄街景部分时,摄影机镜头上装上了绿色的滤镜,使得所拍街道、房屋、地面染上了一层病怏怏的色彩,影片的摄影师共制作了600个这样的滤镜。导演强调,那个城市是“肮脏的、悲伤的、空洞的”,指的是华沙。

人们生活在莫名其妙的怨气当中。出租车司机嘟嘟囔囔,身材肥胖,成心为难他的乘客,把妻子做的午饭扔给狗吃。男孩坐上了他的车,他们一路往郊区驶去。窗外的风景越来越荒凉,男孩要求关窗户,被司机拒绝,他们发生了争执。男孩拿出事先准备在身的一根绳子,从背后套住了司机的脖子将他杀死。

男孩很快被抓、受审、出庭、被判死刑。他的律师刚刚通过资格考试,他反对死刑的理由是:“惩罚是一种报复,尤其是意在伤害罪犯,而不是预防犯罪。”他的辩护没有成功。接下来是国家机器有步骤、有预谋、有计划地完成一桩事先张扬的杀人案。人们在行刑室有条不紊地准备一切。有人提醒“窗帘该换一换了”。关心窗帘的人,并不关心这天要处死谁,他做了什么和没有做什么。同样的冷漠也体现在高级法官身上。该案子的法官对匆匆走过的律师说:“听说你新添了一个儿子”,让悲哀的律师无言以对。

最后的时刻,律师去死囚牢房看望男孩。男孩讲述了一个不幸的故事。几年前,男孩和自己的朋友喝酒,喝完酒的朋友驾驶拖拉机,把男孩十二岁的妹妹压死了。男孩内疚不已,一方面认为是自己的责任,另一方面可能也由此产生了对于司机莫名其妙的恨意。杀人过程在影片中占了很大的篇幅,男孩弄死司机大约七分钟,而后来国家机器弄死男孩需要五分钟,透过银幕,人们听到不同生命在暴力重压之下的喘息。拍摄吊死男孩的那一场戏不得不中途停止,因为每一个人看见那种场面都膝盖发软。基耶斯洛夫斯基说,杀人总归是错的。我们不知道男孩为什么要杀人,但是我们知道社会为什么要处死这个男孩。

这部影片既拥有敬畏生命的那种悲凉感,又有生命本身的脆弱感及仓促感,为这十部影片中本人的最爱。这个故事还有一个电影版本,普通电影长度85分钟,获1988年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奖。

同样拥有电影版的还有第六个故事(一般称《情诫》或《爱情故事》),片长87分钟,也是这个系列中最为优秀的影片。这是一个偷窥的故事,在电影中并不少见。不同在于,偷窥者与被偷窥者因为这件事情,他们的生活和内在的思想感情发生了改变,各自走过一段人性的长廊。

尤其是被偷窥者,为一名30来岁的独身女画家。她有不同的感情生活,在家里与不同的男人约会,看上去她比较满不在乎,当然也有伤心的时刻。偷窥者是一名20来岁的年轻人,在邮局上班,他爱上了自己的偷窥对象,是那种全身心的爱。然而女画家却以一种玩笑、居高临下的态度来对待他。年轻人割腕自杀,被送进医院。

他的行为令女画家极为震撼。她的神情变得肃穆起来,目光变得专注,时常挂在嘴角的那一丝嘲讽的笑容不见了。她遇到了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对手,这是一份准备以命抵命、不怕死的感情,很久以来她在自己身上已经体验不到这种东西了,她在周围的男人身上也体会不到。而当她感到懊悔的时候,某些东西在她身上复苏了。

用于偷窥的望远镜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她本人并不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她身在其中懵然无知,托麦克每天定时通过望远镜观望她。这个“看”的位置,这个“第三只眼睛,提供了一种观照的维度,代表了一种审视的立场。这正应和了苏格拉底所说:“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一过的。”

扩充的电影版本与电视版本在结尾处稍有不同:女画家来到年轻人的家中,看到了放置在桌上的望远镜,她情不自禁地走上前去,接下来是几个回放的镜头,即年轻人窥视到的几幕:她满不在乎地和来访的男人上床;她和男人在家门口的路边上吵架;她受了伤害之后回家,把瓶子里的牛奶洒了一地,并低声啜泣。她这回终于无可回避地直面自身,看清了自己的生活,它们就像春天的河流上漂浮的薄冰,非常脆弱,一碰即碎,缺乏根基。



“人为什么要死掉?什么叫做死亡?”十岁的儿子问父亲。父亲的回答是:“心脏停止把血液压进,血液进不了大脑,新陈代谢停止了,这就是终结。”父亲是一位电脑工程师,相信这个世界可以通过计算加以认识,一切都显示在数字当中。儿子发问:“你从来没有说过灵魂的事情?”父亲答:“那是葬礼告别的用词,灵魂是不存在的。”父亲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唯物主义者,是上个世纪一度流行的唯科学主义者。

儿子的母亲去世,父亲独自抚养他。父子之间有着独特的亲密方式,两人在电脑上有着长足的发展。儿子自己编了一个程序,可以和死去的妈妈对话。“现在是下午三点,你在干什么”?电脑屏幕上很快显示:“我在睡觉”。姑姑让他进一步问:“梦见了什么?”屏幕上显示的是“我不知道”。梦是程序之外的领域,是程序所无法理解的。

儿子提前得到了圣诞礼物滑冰鞋。他们打电话到气象局问最近三日的温度。得到的回答是:“今天-11摄氏度,昨天-14摄氏度,前天-12.5摄氏度。有8天的霜冻。”父亲将它们一一输入电脑,计算结果很快出来了,冰面的承受强度为每平方米可以承受257公斤——“一个比你重三倍的人”。黑夜中,儿子帕维尔兴奋地睡不着觉。

第二天下午父亲独自在书房工作。突然,放在桌上的一支钢笔开始渗漏,墨水瓶破裂,深色墨水洒在书上。有不安的消息从湖面上传来。意想不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小男孩帕维尔沉落湖底,再也没有能够上来。父亲彻底失算,也是唯科学论的破产。
显然人们将科学活动的作用夸大了。实验室里的活动是在理想条件之下的活动,而任何具体的人类事务,总会遇到许多偶然的、意想不到的情况,受着某时某地条件的限制,实际生活不是用任何原理构筑起来的。这种盲信科学主宰一切,将科学当作一切声音中的最强音,试图用科学蓝图去改造社会,却抽取了人的生活意义这样重要的命题,不仅没有给人们带来幸福,反而造成了巨大的狂妄和带来深重悲剧。

这是第一诫,开门见山地提出了关于人生意义的思考,给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起点。这批电视电影在当时收视率很高,它们既可以看作是此前社会运动的回响,又可以看作是对于当下人们行为的阐释,那便是道德的要求,伦理的要求。信不信由你。当时年轻的英国记者贾顿·艾许(Timothy Garton Ash)目击了1980年-1981年波兰社会运动的全过程,他后来写书(《波兰革命》)向人们解释这是一场什么样的革命时,引用了格但斯克造船厂一位穿着脏兮兮夹克的工人的话说:“你看到了,这是一场灵魂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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