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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规模,并非关键的变量
人口规模,并非关键的变量

迄今为止,从1971年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商业部、燃料化学工业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为标志,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已经36年;从1980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为标志,中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已27年。然而,国内外对这一政策的批评与抵制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到现在,当人们意识到,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即将到来,更引发了许多人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激烈批评与反对。

我坚定地认为,计划生育政策是一项非常错误的政策。首先,计划生育政策侵害了国民的基本权利和剥夺了胎儿的生存权利,违反了基本的人道原则;其次,计划生育政策是一个可鄙与低能的解决人口与经济发展相冲突的办法;第三,计划生育政策即将导致中国人口结构的老龄化,恶化了中国社会未来的人口结构。

在本文中,我将把我的批评集中在计划生育政策与当期经济发展的关系上。对此,仅仅将目光局限于这一关系本身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将思索扩展到相关的政治、社会与经济制度上。我们至少需要思考这么几个问题。第一、人口规模与经济发展的冲突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吗?第二、人口增长取凤凰彩票决于什么因素?第三、在现代社会,促进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是什么?第四、人口与经济发展之间有什么样的互动关系?

支持计划生育政策的人们的错误在于,他们将中国的政治、社会与经济制度看成是一个既定的前提,看成是不应当改变的或者是难以改变甚至无法改变的。确实,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我也得承认,人口会出现低素质的高增长趋势,当然这就会阻碍中国的经济发展。在这种状况下,高增长的人口就是净负担而不能贡献净产出。所以,为了保持经济的发展,如果不彻底改变现有的政治、社会经济制度,就只有通过强制性与违反人道的计划生育政策来实现人凤凰彩票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平衡。然而,当我们将视线转到其它国家,例如美国、日本,还有许许多多其它国家,我们就会很清楚地看到,在其它国家,并不存在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这种冲突。不要争辩说,美国和日本是发达国家,而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所以如何如何。恰恰相反,中国之所以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是落后,不是原因,而是结果。显而易见的是,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间的冲突并非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与必然现象,而只是在特定条件下的特殊现象。

我们知道,人口规模确实有与经济发展相突,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与国民人均收入相冲突的可能。马尔萨斯最早揭示了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矛盾。然而,马尔萨斯提出的人口几何级数的增长模型显然很离谱,他对资源内涵及其人类生产资源的认识也有非常大的局限。我们看到,即使人类一直面临着资源的压力,但进入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西方国家和其它一些国家较好地解决了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间的良好互动。在这些国家,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人口素质而非人口规模;与此相对应,人口出生率下降,出现了以人口质量替代人口数量的人口增长现象。在这些国家,不需要控制人口规模,相反的是需要鼓励国民生育,以增加人口规模和抑制人口的老龄化。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出现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间的良好互动,主要原因在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社会福利有可靠保障。

但在中国,却恰恰相反,物质的再生产与人口的再生产之间却出现严重的冲突、不协调。这种冲突主要表现在单个家庭、主要是农村家庭的经济收入与保障需要靠多子女特别是男孩来支撑,而在整体上就形成了资源的压力和产生净负担。而这一切之所以如此,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一直禁锢与限制农村与农民的发展。政府一直最严厉地剥夺农民,农民收入最低,而税赋却最重。权利最少,而保障却最低。农民没有迁入城市的权利、农民没有城市居民同等的工作权利、农民没有自主支配土地的权利,农民没有最低限度的养老与医疗保障、农民子女享受不到应有的基本公共教育。在这种状况下,农村与农民永远难以得到较好的发展。农民就始终就是农民,农民的子女就绝大多数还会是农民,农民始终缺乏现代科技知识及其相应的工作技能,缺乏文化知识而与现代文明相隔绝,始终在思想上处于愚昧。在这种状况下,农民始终会处于贫困,农民为了生存与保障,又不得不进行人口的扩大再生产,继续生产下一代农民,因为从农民家庭这个经济单位来看,养育低素质孩子的收益要大于养育成本。从而,农民的人口规模或者是中国的人口规模就会倾向于高增长。同时,大量低素质人口从整体上又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负担。虽然基本医疗条件和生活条件的改善提高了新生儿的存活率与和延长了寿命,在客观上会促进人口的增长,但是,可靠避孕技术的出现又使得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生育成为可能,从而抵消掉新生儿存活率提高的影响。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也是依靠人力从事农业生产的产物,这是可以改变的,并不是农民倾向于多生的主要原因和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中国人口高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农民的贫困与不能大规模地转为城市居民,而农民的贫困和不能大规模地转为城市居民又是根源于中国所实施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而且形成了恶性循环。

下表是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推演出来的。方法是将各年度的各级学校的毕业生数按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大学4年倒推出毕业生出生年份,将毕业生数除以当年新增人口数即可得出所占比例。其中,高中水平包括普通高中与职业高中。这里忽略了学制的变化情况,但能大到说明中国在教育方面的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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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中可以看出,到1987年,中国新增人口中仍然有将近27%的人小学没毕业、61%的人高中没毕业。可见中国的教育状况确实太差劲了,在建国38年后,仍然在大量产生低素质的人口。考虑到农村与城市教育方面的巨大差距,农村新增人口中达到各级教育程度的人口比例将比表中数字更底。这说明中国政府根本没有将普及教育放在重要位置,对公共教育的投资严重不足。政府在培养国民掌握现代职业所需要的基本知识与技能方面严重失职,更不用说还禁止与限制国民接受公民教育。

中国政府之所以要禁锢与限制农村与农民的发展,是出于维护集权政治与强权政治之需要。集权政治需要有庞大数量的愚民作为其政权基础,需要将农民牢牢地控制住以供其支配与奴役,需要有庞大数量的人生活在贫困之中并让他们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以便集权政治可以“赐与”贫困者脱离贫困的机会而让他们感恩戴德,而成为集权政治坚定的捍卫者与牺牲品,成为集权政治的暴力工具。但是这样做的一个后果就是低素质的人口数量的增长不能自动保持在集权政治所期望的水平之内,他们的个别资源消耗虽然很低,但总量资源消耗却很庞大,而其产出效率又非常低不足以弥补其消耗,甚至都没有可劳动的生产资源与工作机会。这就会破坏集权政治的经济基础。所以,实施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政策就是必须的了。对于集权政治而言,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是顺理成章的,既是维护集权政治经济基础的现实需要,又有可以资用的根深蒂固的一切事物都习惯于由集权政治代替国民进行选择与决策,一切事物都习惯于由强权政治强迫国民执行的“计划”理念。因而我们可以说,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质是集权政治为了维护其自身的统治而实施的有“计划”的人口再生产。其心可鄙,其法低能。

如果我们要反对计划生育,但却仅仅停留于此,是不够的,是毫无意义的,这样虽然会损害集权政治的经济基础,但也会损害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根本的解决办法是实现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间的协调,而这只能在国民享有充分与公平的政治权利与发展权利的前提下才可能实现。试想,如果我们国家现在13亿人都有较高的教育程度,具有公民意识与高水平的现代职业技能,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会不好吗?我们会嫌人多了吗?而倒退50多年或30年,如果那时国民享有充分与公平的政治权利与发展权利,我们就完全能够实现这一点。况且如果我们真是如此,中国的人口现在也不会有13亿之多。因为国民就不会将生育儿女主要当成未来的生活保障,而主要在于享受人伦之乐与对社会的责任。人们在生育观念上会更注重自己的生活质量,以及更注重孩子的教育,以质量替代数量。而由国民自主选择实现的高素质和更小的人口规模会实现更好的经济发展,完全不需要政府来计划。纵观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和逻辑分析,显而易见的是,人口规模并非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关键变量,相应的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也不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变量。人口规模大,并不见得就不利于经济发展;人口规模小,也不见得就不利于经济发展。反之亦然。瑞士的人口少,但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却位居世界前列,日本人均资源占有量极度匮乏,却是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关键变量是人口素质,是所拥有的人力资源,是依附在人力资源上的创造力与生产效率。特别是在现今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时代、在信息社会、在知识经济时代,一个国家的物质财富越来越依赖于所拥有知识资本,而越来越少依赖于拥有的自然资源。人口规模只是一个次要因素,其对经济的正反作用也非一成不变,端赖于人口素质的高低。人口素质高,人口规模越大,当然越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人口素质低,人口规模越大,当然越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可以预料,这个“计划人口”政策也会一如过去所实施的“计划经济”体制一样,由于缺乏国民的积极响应与支持,最终会走向终结而被抛弃。国民可能一时受蒙蔽或受胁迫而支持或顺从,但不可能永久如此。我们现在所需要做的首先是致力于争取更多与更公正的公民权利,同时要在现有的政治框架内削弱计划生育政策的强制性,在政策与宣传上鼓励少生优育,反对强制堕胎,反对对“超生”的罚款及其它形式的惩罚。待中国社会较充分地实现了自由与民主,再彻底取消计划生育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