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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定位:“天地君亲”还是普通职业
教师定位,应位列“天地君亲”,还是算普通职业?
作者: 叶克飞 来源:冰川思想库

我当然不否认有好老师的存在,但在当下,好老师的存在往往变成一种悲哀——他即使再优秀,也要为不争气的“队友”背黑锅。

当年我刚上小学,老师就拍着自己的胸脯告诉我:“老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小鸡啄米般点头,此后六年更是无数次将这句话用在作文当中,当然,还少不了“燃烧的蜡烛”、“辛勤的园丁”等语句。

时过境迁,有段子将老师、城管、医生和警察列为“新四害”,这个说法当然过于片面和极端,但老师的口碑变差是不争的事实。

据说这年头有孩子的人一起吃饭,基本是三句不离孩子,据我观察,如果孩子已经上学,那么大家最容易统一的话题就是骂老师,要不就是老师向学生索要礼物,要不就是老师因为家长没送礼而欺负孩子……

我当然不否认有好老师的存在,但在当下,好老师的存在往往变成一种悲哀——他即使再优秀,也要为不争气的“队友”背黑锅。

被颠覆的师生关系

那么,这年头老师为啥那么容易挨骂?

这当然有老师群体自身的因素,毕竟“师德沦丧”一说早已不新鲜。体制因素也不可忽视,无论是过火的应试教育还是半吊子的素质教育,都压缩了老师的独立空间,使之只能亦步亦趋,甚至充当帮凶。但另一方面,这也与对老师群体的定位有关,与教学方式的演进有关。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天地君亲师”的说法根深蒂固,老师不可不尊重,学生不听话就是“欺师灭祖”。即使到了现代社会,“灵魂工程师”这样的说法仍被许多人挂在嘴边,将老师视为道德化身,责任大到吓人。

从经济学角度来说,这恰恰造成了老师的尴尬。因为即使是我们熟悉的九年制义务教育,也是现代经济社会运转的一部分。

同理,我并不赞同教育和医疗等领域的产业化,但即使是高福利国家的教育和医疗,也同样在经济体系下运转,无非是政府主导、财政巨额投入而已,说到底还是要用钱,说到底还是一个行业。

换言之,老师跟学生之间的关系是基于现代社会的工作关系,学生掏钱(或者国家承担)来上学,仅此而已。老师就是一种普通职业,它跟公务员、律师、售货员、公交车司机并没有本质区别,更不具备“天然高尚”的属性。

许多人喜欢讲“奉献”,认为老师就是一种奉献的职业,抱歉,我从不这样认为,因为按照这个逻辑,任何职业都在奉献,都在为这个社会的流畅运转出力。

当然,你可以用“教育的重要性”来反驳我,但要想办好教育,体制和机制才是关键,老师作为执行者,业务能力和执行力应该是“标配”,光靠讲奉献教不出好学生。

既具备足够业务水平又富有奉献精神的老师,当然多多益善,但把这份工作当成糊口工具,也不代表就不会尽职尽责——“我只想打好这份工”,难道不是人生的一种高境界吗?

教师承受的社会变迁在一些西方教育守则中,对老师提出了一些十分具体的要求,如不得歧视学生、不与学生过分亲热。这些职业规范不谈空洞道德,却更具操作性。

与之相比,我们只有“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燃烧的蜡烛”等道德标准,却长期没有职业约束,直到近年才陆续出现了一些职业规范,其差距可见一斑。要知道,相比规则约束,道德约束极不靠谱、极其脆弱,也更容易引发争议。

传统的“天地君亲师”、“尊师重道”等理念,在当下社会体系中是格格不入的,“灵魂工程师”显然也属过誉,而且是无形中的压力。如果你以这些观念和“头衔”来考量现代社会的一个普通职业,当然会觉得现在的老师怎么看都不顺眼。

而且,如果你看不顺眼,还很难改变这一局面。因为当下的教育机制、师生关系,与古代书院制大不相同。在传统教育中,师生在教学活动展开前,首先要有一致的志愿,一个愿教一个愿学,如果有一方不满意,立马可以一拍两散。

但如今老师和学生间并无这种共识,老师由学校委派,学生由学校分班,二者之间如果存在问题,很难立刻解决,也很难妥善解决。学生当然可以转班、换学校,但在当下社会,这一切似乎都需要关系或者花钱,并不具备充足的自由,更不具备广泛实施的空间。

另一个定位变化则是教育的行政化和层级化,这对老师群体的影响十分之大。行政化带来的权力差别,导致了许多老师渴望走上行政岗位,进而希望成为校长,校长又希望能够进入教育行政系统,进而在行东京1.5分彩官网政级别上不断“进步”。这无疑会使得整个老师群体展示出官僚化、衙门化的一面,想不挨骂都难。

层级化同样如此,老师忙于职称申报和各种评选活动,因此忙于考试、培训、写论文,有时还得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来办事、拉票,这种市侩化的行为当然会让人有“老师群体斯文扫地”之感。

科技的进步也是老师不再那么受待见的重要因素。在信息闭塞时代,你不听老师听谁的?可在网络时代,知识日新月异,你可以迅速学到大量知识,而你的老师也许早已落伍,更不再是最权威的知识载体。

民国以来,随着西方教育制度的引进,中国的师生关系本已发生巨大变化,老师的权威性始终处在下降通道当中,“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也渐渐成真,网络时代的到来更是加剧了这一变化。

西方教育制度也曾经摇摆不定既然说到西方教育制度,就不能不提它的演进,以及它对中国社会尤其是老师群体的影响。

在20世纪,西方教育理念一直处于摇摆状态,有时强调以老师为中心,强调老师的权威,有时强调以学生为中心,强调平等观念。

以老师为中心的思想,由19世纪的德国哲学家、科学教育学奠基人赫尔巴特确立,即“教师中心说”。在他看来,学生身心发展完全依赖于教师的教学。但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欧洲大陆出现了“新教育”运动,美国也出现了“进步教育”运动,对赫尔巴特学说造成了冲击。

“新教育”运动始于英国,主张反对僵化呆板的教学形式和管理方法,强调儿童的自由发展。美国的“进步教育”思想则竭力批判赫尔巴特学说,提出“儿童中心说”。认为儿童的发展是一个自然过程,老师只是“自然的仆人”。在教育家杜威看来,“儿童中心说”的意义甚至可与哥白尼推翻“地心说”、提出“日心说”相媲美。

如果说赫尔巴特过于强调“师道尊严”,导致了学生灵性被扼杀,那么杜威吹捧的“进步教育”思想尽管影响深远,但因忽视系统性知识传授,也严重影响了教学质量。

冷战时期,由于美国在空间技术上一度落后于苏联,美国人将之归咎于“进步教育”导致的教学质量下降,因此强调基础教育。到了70年代后期,人本化教育又开始盛行,强调师生平等关系。

这一系列摇摆实际上是在不断的纠偏,最终凤凰彩票将不合时宜的学说悉数淘汰,变得愈发全面。如今的西方教育,既强调教师在教学中的重要作用,又能贯彻平等师生关系。学生尊重老师,但同时又不会认为老师“永远正确”,激烈讨论时而有之。

相比之下,中国正处于不搭调的模仿阶段。许多老师仍刻意强调自身权威,更忌讳学生指出自己的错误。同时,限于体制因素和自身观念,也无法使用启发式、讨论式的教学方法。这一切都增加了学生对老师的不信任。

即使有朝一日,“师德沦丧”的情况有所改观,也不等于老师就能从骂声中解脱出来,因为他们需要转变的东西实在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