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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苞因《南山集》文字狱案被判死刑坐牢两年
方苞自幼聪明,4岁能作对联,5岁能背诵经文章句,6岁随家由六合迁到江宁旧居居住,仍保留桐城籍。16岁随父回安徽桐城参加科举考试。24岁至京城,入国子监,以文会友,名声大振,被称为“江南第一”。大学士李光地称赞方苞文章是“韩欧复出,北宋后无此作也”。方苞32岁考取江南乡试第一名。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考取进士第四名。时母病回乡,未应殿试。康熙五十年,《南山集》案发,方苞因给东京1.5分彩官网《南山集》作序,被株连下江宁县监狱。不久,解到京城下刑部狱,定为死刑。在狱中两年,仍坚持著作,著成《礼记析疑》和《丧礼或问》。

康熙五十二年,因重臣李光地极力营救,始得康熙皇帝亲笔批示“方苞学问天下莫不闻”,遂免死出狱,以平民身份入南书房作皇帝的文学侍从,后来又移到养蒙斋编修《乐律》。康熙六十一年,充武英殿修书总裁。雍正九年(1731年)解除旗籍,授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次年迁翰林院侍讲学士。雍正十一年,提升为内阁学士,任礼部侍郎,充《一统志》总裁。雍正十三年,充《皇清文颖》副总裁。清乾隆元年(1736),再次入南书房,充《三礼书》副总裁。乾隆四年,被谴革职,仍留三礼馆修书。乾隆七年,因病告老还乡,乾隆帝赐翰林院侍讲衔。从此,他在家闭门谢客著书,(1749年9月29日)病逝。年82岁,葬于江苏六合。 戴名世1653年三月十八日(4月16日)生,幼时家境相当贫寒,对他来说,这是一个窘困多艰的时期,也是一个发愤立志的时期。其坎坷不平的生活经历,以及由此而来的生活磨炼,不仅铸就了戴名世独特的性格特征,而且也为他日后的思想发展奠定了坚固的基础。戴名世自幼即刻苦上进,力学古文不辍。他“一日不读书,辄忽忽如有亡失;但得一书,往复观玩,可以忘寝食”(《与朱生书》)。戴名世六岁开蒙就读,十一岁熟背《四书》、《五经》,被乡里长辈公认为戴氏这“秀出者”(《戴母唐孺人寿序》)。由于孜孜不倦的追求,戴名世年未及弱冠即善为古文辞,二十岁起开始授徒以养亲,二十八岁以秀才入县学,不久后以拔贡生入京师,补为正蓝旗教习。
炽热的民族思想推动下,戴名世在青少年时期就日渐树立起“视治理天下为己任”的豪情壮志。
戴名戴名世遗文集
世三十四岁时被督学使者李振玉荐入国子监。作为一个正直的文士,他不愿“曳候门之裙”,因此只能过着冷落、孤寂的生活。此后,他在京师与徐贻孙、王源、方苞等人相聚,往往“极饮大醉,嘲谑骂讥”,使达官贵人们侧目。戴名世与方苞等人的结合,是以针凤凰彩票砭时弊、振兴古文为共同旨趣的。他们每每“酒酣论时事、吁嗟咄嘻,旁若无人!”(戴名世《北行日记序》)。这毫无疑问招来了公卿大夫们的仇视和攻击。而他们在古文创作方面的长期切磋研讨,也有力地推动了古文的;他们的古文创作实践,又哺育着桐城派的涎生。
戴名世早就立下了“欲上下古今,贯穿驰骋,以成一家之言。……则于古之人或者可以无让”(《初集原序》)的宏大愿望。当时,因为明史资料散逸颇多,有些又失于记载,因此尚无人能写明史。而戴名世每以史才自负,他很想仿效《史记》形式,作出纲目,然后广泛搜罗资料,相互参证,力求真实,写出一部有价值的著作。因此他广游燕赵、齐鲁、河洛并江苏、浙江、福建等地,访问故老,考证野史,搜求明代逸事,不遗余力。一时之间,文名播于天下。康熙四十一年(公元1702年),戴名世的弟子尤云鹗把自己抄录的戴氏古文百余篇刊刻行世。由于戴氏居南山冈,遂命名为《南山集偶抄》,即著名的《南山集》。此书一经问世,即风行江南各省,其发行量之大,流传之广,在当时同类的私家著作中是罕见的。正是这本书,使戴名世流芳文坛两百多年,却也使他遭致杀身大祸。
清政府合作的态度。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戴名世年已五十二岁,赴顺天乡试,中第五十七名举人。第二年参加会试未中,复于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再试,中会试第一名,殿试以一甲第二名进士及第(俗称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在京供职,参与明史馆的编纂工作。时过两年,即因行世已久的《南山集》中录有南明桂王时史事,并多用南明三五年号,被御史赵申乔参劾,以“大逆”罪下狱,又两年后1713年三月六日(3月31日)被处死,死年六十岁。此案株连数百人,震动儒林。当时政界和学术界的知名人士如桐城派开山鼻祖方苞、侍郎赵士麟、淮阴道王英谟、庶吉士汪汾等三十二人”都被牵连其中。这就是著名的“清初三大文字狱”之一的“《南山集》案”。“《南山集》案”的发生有着深刻的政治、社会原因。满清贵族入关掌握中原政权后,虽然采取了一些笼络人心的措施,但“剃发”、“圈地”等一系列野蛮的民族压迫政策乃使人心思变,清统治颇为不稳。于武力镇压后,清廷又特别重视从思想上加以严厉钳制,动辄屡兴大狱,深文周纳,罗织罪名,对他们认为不驯服的知识分子进行酷烈的镇压。《南山集》遂罹其难。
南山集》中可看出他的散文是沿着明代唐宋派的道路在发展,有其特色。他与桐城派方苞交往甚密,论文主张对桐城派古文的发展有一定影响。他认为作文当以“精、神、气”为主,语言文字为次(《答张、伍两生书》)。他又认为文章之所以能传神,关键在于“义理”,而“语气”则是从属之物(《有明历朝小题文选序》)。他提倡文章要平易自然而言之有物,反对藻饰剽窃,认为“自然之文”才是文章的最高标准,而文章只有讲究“精”与“神”才能达到“自然”的境界。同时,他又指出自然之文也必须“道、法、辞”三者均备,即思想内容、结构法则与语言应当完美结合,三者缺一不可(《与刘言洁书》、《己卯行书小题序》等)。所有这些主张都为桐城派的形成奠定了相当的理论基础。
戴名世文章以史论、史传、游记、序跋为主。他对史学很感兴趣,时常倾慕司马迁、欧阳修独自修撰《史记》、《五代史》。他每读《史记》,联想今世,常感慨激发,痛惜明清之际许多可歌可泣的忠臣义士以及许多使人痛恨的乱臣贼子事,皆湮没于世,而有明一代的成败得失,也不得闻之于后人。因此他决心仿效司马迁、欧阳修,立志修撰《明史》。这样他在漫游天下时就有心收集轶闻遗编,特别是有关南明王朝的史事。他曾说自己“二十年来,搜求遗编,讨论掌故,胸中觉有万卷书,怪怪奇奇、滔滔汨汨,欲触喉而出……欲将之名山中,洗涤心神,餐吸沆瀣,息虑屏气,久之乃敢发凡起例,次第命笔”(《与刘大山书》)。由于他生活十分穷困,藏书甚少,又忙于教书,亦无闲瑕,因此他本来是准备等材料搜集全之后,年老退隐名山,专事著述,但此愿未了而大难猝然临头。他著述的志愿虽然最终未能完成,但《南山集》一书亦可名垂后世,足彰其志。他所撰的史论、史传等,算是对行游天下、考稽放失旧闻的一个小结。
萧穆《戴忧庵先生事略》)。其中《老子论》认为老子所言,多“涉历世故之道,”愤恨道教徒妄托老子为教主;《范增论》认为“定天下者必明于天下之大势,而后可以决天下之治乱”;《抚道论》认为“群盗”是“假手于文武大吏”,这种官吏正是“国家之大盗”;《史论》认为《史记》、《五代史》为良史,以上这些都可谓是真知灼见。
南山集》今本卷六、七、八的数十篇传记,卷十一的五篇《日记》,卷十二《子遗录》,卷十三的四篇《纪略》等,既表彰了明亡之后坚持民族气节、隐居不仕的读书人,又歌颂了抛却一己之私、奔走于抗清事业的忠贞烈士,同时还在有的章节(如《曹先生传》)中将他们与那些“受人主知遇得富贵而反颜事仇者”作一对比,讥刺了为求富贵而摇身一变、腆颜事清的无耻故明官僚。戴名世以史迁为师,史传作品成就最高,或谓“先生为文得司马子长之神,归熙甫后一人”(邓实《戴褐夫集跋》)。《画网巾先生传》是他的名篇,堪称史传文学中的佳作。此文用极其生动的笔调刻画了一个“其姓名爵里皆不得而知”的反清英雄形象,虽实录其事而人物个性鲜明,通篇寓庄于谐,情趣盎然,继承了司马迁史传文学的优秀传统。因为他的史传普遍笔法生动洗练而又述事周详,故梁启超称赞他“史才特绝”。
《南山集》中的一些游记散文如《游天台山记》、《龙鼻泉记》、《雁荡记》、《游大龙湫记》等,“空灵超妙”(方宗城《桐城文录序》),写山川景色颇细,文笔清丽生动。
鸟说》、《邻女语》、《醉乡记》等都相当有名。这些小品文拟人写物、以物喻人,针砭时事,入木三分。《鸟说》用小鸟的遭遇倾诉自己和身处底层的人民的不幸,堪称短篇佳制。《邻女语》是一篇寓言体杂文,写西邻女陋而善嫁,东邻女虽美而无聘之才,出现这种反常现象的原因是因为西邻女善于取悦世人,“随时为巧靡之涂妆”,而东邻女却不以媚世以邀宠,故终“无聘之者”。这个小品讽刺了当时社会上事非不分、黑白颠倒、埋没人才的丑恶现象。《醉乡记》则用一个“天地为之易位,日月为之失明”的大醉乡来讽刺当时社会。在这个醉乡里,少数清醒者却反而被醉客“指以为笑”。与蒲松龄《聊斋志异·罗刹海市》表现了异曲同工的深刻寓意。
《南山集》原刻本遭禁毁已不可见,但它为作者在历史上留下了铮铮文名。而在《南山集》案中首告戴名世的赵申乔,无论他与戴有否嫌隙,为了对朝廷表忠诚而不惜致人于罪,毕竟难免有邀功请赏之嫌,且祸及数百人,酿成一个大肆迫害文人学士的文字狱案,因此赵申乔颇为士林所不齿。而戴名世的著作虽遭焚毁,沉冤数百年,但后人对其人品文章都十分景仰,以致于其后的一百几十年中,清朝统治者虽上下搜索,几令禁毁,但《南山集》仍不断被人们秘密传抄,不时变换名称在民间出现。为逃避迫害者的耳目,人们将其改名为《潜虚先生文集》流传于世。清中叶道光以后,清廷对文化的控制有所松动,所刻版本逐渐增多。戴名世生前所刊印的《南山集偶抄》所收文章仅百十余篇,其数量仅占戴氏全部著作的五分之一。作者死后,陆续有人搜集整理其遗作,如道光年间其族人戴钧衡编《潜虚先生文集》,光绪年间张仲沅编《戴南山先生古文全集》等,后来又有许多翻印本。然诸书中均有脱漏讹误。今中华书局《戴名世集》,乃王树民以张氏刻本为基础,兼取见于各本而为张氏未收之文、及作者部分手稿,汇集成书。全书共十五卷,以文体分类,收集完备,是目前最为流行的本子。